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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4
2011.9.3 从忧伤的年轻人到世界的游荡者——许知远新书沙龙记录 - [社会]
2011.9.3 从忧伤的年轻人到世界的游荡者——许知远新书沙龙记录嘉宾:许知远 李海鹏嘉宾主持:于威,搜狐媒体副总裁、总编辑嘉宾简介: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现为《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经济观察报》主笔。已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李海鹏(1972.11.03—),作家。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第一财经周刊》专栏作家、《GQ》专题总监。
单向街书店
站的位置不算近,也不算远
最后光顾签名了,忘了拍近照,此照片来自豆瓣单向街沙龙组,左为李海鹏,右为许知远
高中时候买的1版1印
十周年纪念版活动下午3点开始,地点是亮马桥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活动开始时现场已经人满为患,微博上有人说,阵势可以排上单向街活动前三甲。嘉宾席没有专门的入口,许知远和李海鹏来的时候从人群中穿过,微博上又有人说,许知远进来时感叹:擦怎么这么多人。本次活动并无主题,俩人谈新书,谈旅行,大部分时间交给现场观众提问交流。以下是现场互动的情况,仅凭bennychia个人记忆加上臆纂,不实之处尤多,如有讹处在所难免,如知远和海鹏二位老师或书店认为不妥请和我联系,我再来负责修改本文以正视听。李海鹏现场互动:问:在现有的话语权力下,如何做到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被体制接受?李:当你要做一种反抗而对体制有所顾忌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是做减法,一种是做加法。当你不得不回避某些话题或者敏感词的时候,你就被做了减法。这种情况你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来弥补,比方说你在表达里加入“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而大家心知肚明,这样并不影响你的表达,这样就是做了加法。其实他们不断地做那些阉割的工作,但是有很多话还是能够发表出来被公众看到,证明批判社会也是讲究技巧的。问:您平时依赖网络吗?网络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李:成功是3%的天分加上97%的远离网络。不幸的是,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笑)当你远离网络的时候,你才更容易发现自我的存在。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一样,自从接触网络之后,看长一点的文章就变得很困难。每天我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上网,用一个小时看阿森纳球队的消息,用一个小时打点一下微博,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远离网络。问:哪个作家对你的创作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李:也许你会觉得挺奇怪的,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海明威。海明威的作品相当好读,拿本英文版的过来,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都可以读一段。(笑)但是更多的严肃文学其实是不好读的,我上学的时候不喜欢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难读。但是如果你真能读它几遍你的感觉就会不同,我的一些朋友评价高行健,说他就是该着在法国,该着会混,否则怎么也得不了诺贝尔奖。他的书我读了6遍,之后才发现,原来高行健的世界这么美。许知远现场互动:bennychia问: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你一共出了十几本书,从第一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开始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里遇到各种生活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你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欲的?许:写作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除了写作,我还不知道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谋生。保持创作欲的方法我想就是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在生活中寻找触动你的信息。西方的作家可以写小说到80岁,他们一辈子保持好奇心,而中国的作家没有这个习惯,一般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平均到45岁左右就差不多了,混得好一点的就进了作家协会或当了公务员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当你到一个地方游荡的时候,你通过自己的观察获得一些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信息,一些名胜或许有一些已知的公共信息,比如建筑的年代,它的历史等等,这些公共信息触动你了,就变成了你的个人信息。这些名胜也就变得和别人眼中不同。(好像小王子里面说的那样,世界上千千万万朵玫瑰,有一朵玫瑰触动你了,并且为你所驯养,你会对其有所牵挂,它就变得与千千万万朵玫瑰不同。)写作是从内心而来的活动,一定要寻找触动你的信息。bennychia问:在互联网上,微博现在更多地担当了一种批判的角色,用一句网上的话说,如果你到微博上看看,你会发现明天也许就要革命了,但是如果你到菜市场看看,你会发现100年也不会发生革命。微博现在让更多人学会了用140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批判性的表达和你写的批判性的随笔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许:随笔的限制相对比较少,而微博的限制太多,你很难想象140字能够产生真正有创见的思想,它就像一个框框,对你的写作进行了技术上的限制,极权政治对写作进行了思想上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框框。(许把微博的技术限制和政治的思想限制类比,让人不由想起反乌托邦的两个概念,技术极权和政治极权)问: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当记者,为什么又选择离开?许:90年代我刚毕业的时候,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政府机关,也就是当公务员,一种是加入媒体。所谓当作家或者诗人在那一年已经不靠谱了。对于体制我有着天生的排斥,而且听说记者这一行当有着别的行当所没有的优势,在我的想象里,记者都可以不用上班,所要做的就是每天泡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就ok,所以我自然怀着美好的愿望加入了媒体。但是如你所知,在媒体工作有着在媒体工作的不幸。你发表的意见需要受到各种限制,比方说版面,立场等等,一篇在媒体发表的文章的字数可能是2000字左右,你有时候想写得很长,但是版面没有给你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后来我自然而然离开了媒体。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媒体发表的文章片面而偏激,对社会既不宽容也不客观,好像我们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出了问题?许:我想说的是,现在这种声音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们的媒体已经快把政府骂得不像样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学会听取批评。你说媒体不宽容,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他们犯的错误已经太过宽容。如果媒体发出批评,而社会没有接受批评的习惯,那么这种批评只能愈加片面和偏激,就像你不断指出一个人犯了错而这个人无可救药地充耳不闻,批评的声音就会变成嘶声尖叫了。而所谓客观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它告诉你历史发展存在一种铁律,其实根本没有这种铁律,社会意识也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主观的声音,你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表达。当许多人对某一事物的的主观声音发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叫客观。问:您认为像余杰这种作家收到压制后,还能不能东山再起?许:我认识一个作家(名字里带一个武字),因为体制的压制丧失了话语权,现在旅居德国,出于有点崩溃的状态,如果你和他交谈,他说话很少,你要问他现在崇拜谁,他就说他最崇拜司马迁,然后就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之前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作家,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写作很难说,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作家必须的生存土壤。余杰现在也被压制了,他隐居在北京,但还在写作。当这种事情发生,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如果一个人意志足够坚定,这段日子他能够真正激发出潜能,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当然如果意志不够坚定,这段日子就把一个人给毁了。问:我在您的书上看到一首诗,请问您对这首诗的理解(考据派问题)?许:我喜欢奥登的诗,会经常在文章里引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那些诗歌真正有所了解,也许我想体现的是那首诗歌真正想传达的更深层次的内涵,也有可能我只是肤浅地对他的文字有兴趣,这不影响我决定是否引用他们。 -
2011-05-11
05101101# 诈闲 - [随感]

几年前的我无时无刻不在追寻一种境界。那时候总有用不完的荷尔蒙,喜欢的文字是这样的:“朝雾初升,落叶飘零,让我们把美酒满斟!”字里行间总有一点激扬的气魄。或者是“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这意味了那时候的我对金钱的态度还存在着一些误会,或者说有一些愤世嫉俗。有时我想,年轻的我有点愤世不是坏事,有点心情我会用来驱动拙笔来记录一些文字,并不用来针贬时弊,只是推着心情的起伏流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让生活流淌成一首歌。我的目的在于凭临洗礼,过一种澄净的生活。
所以我曾经喜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孟浩然,而不喜欢观超山梅花的林纾。后者的悠闲过于形式化,仿佛百忙之中偷得一闲,观宋梅一定是正襟危坐,不知道忙过什么体力活,搞不好作诗的时候还在喘,丝毫不若浩然般自在。
这种姿态我称之为诈闲。明知自己没空,偏要偶尔换个节奏生活;没有足够的心情去体会,偏要苦吟两首小诗以跻身风月。也许我们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植梅蓄鹤,可是可以去买两张动植物园的门票呀!这种姿态我就称之为诈 因为我们未必都有渊明的条件和心境,偶尔诈一下自己,还是有相当的陶冶之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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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2
讀駱一禾詩集后的文字學考前隨感二 - [学术]
一
语素文字的奥妙在于他对于文化的传承不因语言讹传和方言分化而淡化,他本身就存在一列驻波,其所记录的语言在物理上的声音变化对其表意和表形共同建构的这一驻波不会造成影响。通俗地说,一个以潮州话为思考语言的有一定素养的人所写下的优美的文字用普通话读来依旧是优美的。
我們可以設想語素文字通過向拼音文字翻譯的這一過程,本質是去除文字的表形和表意功能而以表音系統來替代的過程,語素文字跨方言的那列駐波消失殆盡,惟靠譯者對其所翻譯的目標拼音文字的掌握程度來自己把握。從這裡來講,中譯者對其翻譯的目標拼音文字的主波必須有相當的瞭解,同時對語素文字的那列駐波也必須有相當的瞭解,以便將這二者氧化還原,既尊重語素文字原著,又饗及目標拼音文字受眾。
二
作為語素文字的漢字的音和義一直沒有分開。
以占漢字九成的形聲字為例,形旁表形承載了一定的意義,如駟馬難追的“駟”字,偏旁“馬”確定了文字承載意義的類別關係。而聲旁也承載了一定的意義,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說指出漢字的聲旁也承載了大量的表意功能即為佐證。
形聲字的產生是以文字的假借為基礎的,古代漢語的語音較文字發達,在諸多語音沒有對應漢字的情況下,假借其他的漢字成了最方便的選擇。在文字不斷假借的過程中,一字多義現象大量產生,爲了分化漢字以減少單個文字的承載義量,人們在這些被假借的文字基礎上為文字製造了形旁,依形旁來區別不同義項的同音多義字。同如“駟馬難追”,初寫作“四馬難追”,“四馬”在這裡並不指“four horses”,“四”在這裡指“四匹馬并駕的馬車”,做名詞而不做量詞。“駟馬難追”的意思是“駕四匹馬并驅的車都追不上”。古人爲了讓人們搞清楚在這裡“四”不等於“four”,於是把“馬車”的義項賦予了新造的“駟”字上。
綜上的例子,我們怎麼也不能說漢字的音義是分開的,它們一直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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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十年前,你迷戀著走在一條曾經千百次走過的小街上。
春天的時候,綠的柳葉調合著陽光的顏色蕩漾在暖的微風里,你從北邊走向南邊,一些花藤盤旋在花崗岩做底的鐵藝箭欄上,花崗岩是嶄新的,植物也是嶄新的,花粉逆著光線飄搖向上,瀰漫在單車鈴鐺不時響起的安靜小街,樹影在地面上投下圓形的斑斕,安靜地搖晃著,而你著一雙白色的球鞋,穩健地走向前方,周身輕盈,自覺充滿力量。。。
夏天的時候,你又來到小街,正好和那些綻放的薔薇花撞了個對面,小街上行走的人比春天裡多出了兩三個,煎餅的香味翻過左手紅牆,放學的孩子追逐。你來的時候穿了一雙四三碼的籃球鞋,如果你是女生,也或許是凡客誠品藍白相間的復古鞋,步子快了就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和梧桐樹葉的颯颯作響。。。
秋天的時候,你出現在小街旁邊經營多年的快餐店,食物是一個漢堡和五個生煎。你覺得自己有一枚熱帶雨林爆笑生活裏面阿布的那種百毒不侵的胃,提著沒有吃完的食物出門,小街背後的學校廣播正放著你熟悉的歌。你想起應該去買張專輯,所以你就去做了。那些高大的梧桐從今天起開始了落葉的工作,這個工作將持續到來年春天。你自然地抬頭去看秋天陽光和樹木的蕭索,和你想的不同的是,他們仍是那樣的安靜,一陣疾風突然捲起了地上的幾片落葉,你自覺地壓低了帽檐。。。
冬天的時候,你趕巧了,城市多年沒見過的雪花鋪在大地上,而小街還沒有準備好。你小時候經歷過一場大雪,那場厚厚的大雪沒過了你的膝蓋。今天你穿的是食草堂或者OGG的靴子,走在路上你還會回頭去看自己的腳印。清早,小街薄薄的雪讓你知道了,剛才有自行車經過,留下了8字形的車轍,箭欄上的花藤後面,夾竹桃結了霜,明年的時候,這株夾竹桃就能探出箭欄外面來了,你脫掉手套,在一輛停在路邊的小車玻璃上畫了一個笑臉,天上不時就有喜鵲帶著回音的啁啾。等今天的太陽出來的時候,你知道小街上一路的雪花都會泛著陽光的火花,和俯瞰的城市一起變成金色的。 -
2010-07-11
07111001# 蓝色儿童 - [文集]
有些能力是天生就被赋予的,摆脱不掉。有些责任是天生就担当的,逃避不了。有些责任不得不负,而另外一些责任在旁人看来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责任你非但不想逃避,在他变得模糊,几欲丢失之时,你还会感到万分害怕或黯然神伤。这种责任我们便管他叫做命。
我在放下笔的近一年时间之后,好像命运似的拆开一支崭新的BC-20,然后去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天很蓝、云很白、风很凉的年代。我是一个学生。这个时代常见的学生模样是滑板裤+Walkman+第八套广播体操,我此时就路过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人群,一如目标明确地迈着节拍走路。我每天都会去那个地方,每天却都失望而回。失望的我并不表现出任何不同神色,我总在想,下一次一定不会失望,我终有一天可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新鲜的氧气和温暖的阳光,站在那里我就驾驭了青春,并有了凭临观照世界的资本。
我的目的是等待通往教学楼天台的门的打开。曾经我是那里的主人,而现在它被一把铜锁锁着。
我预见,迟早我会就门外那个世界的所有权和学校打一场官司,在那之前,我需要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时机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一天我看到那扇门依旧紧闭,失望之余蹲在一边,听附近班级读书声朗朗,一只灰喜鹊呱呱飞过,饭同学递给我一支烟。
我说我不想抽。饭同学说来一根吧,不是五块钱一包那种。
饭同学是我在天台上认识的朋友,他说他喜欢干净和安静的地方。还说天台是属于他的。我当然知道天台是我的,但是我从来不和他计较这个,倒是经常抽他的烟。
他蹲在我旁边,一根又一根地吸。我也一根又一根地吸。我们背靠铁门,偶尔有朋友在一起沉默着,我觉得也是一件乐事。
天台那边有什么呢?碎石地,蓝天白云,木头桌椅若干,还有我刻在那里的文字,如果不亲眼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不安全。
对于饭同学,那里有什么呢?安静和灰喜鹊,还有安全感。
似乎我总是希望一个安全的世界,而饭同学则希望自己能够安全。这点我们有一定的默契。
从我发现饭同学也是那把铜锁的守望者那天,我们就常在那儿抽烟。他教会我如何用舌头将烟屁股卷会口腔,我教他如何吹灭一个烟屁股。
日子在灰喜鹊的呱呱叫声中过得很快。学校传出翻修教学楼的通知,这是对我和饭同学公然的侵犯。
饭同学那天在带来烟卷的同时带来了铁锤,美妙地将铜锁砸了个稀巴烂。我感觉到了快意,我们终于可以从地上站起来,回到我们赖以尊严的家。
我在天台来回踱着步,同时不露声色调节着内分泌。饭同学站在天台边缘抽着烟。我不关心他在想什么。天还是很蓝,是能刺痛神经的蓝。仅仅是这个蓝色,已足够成为这里作为我们归属感的理由。
校长上来的时候,我的内分泌正旺盛,饭同学正自得其乐。校长说谁让你们上来的,锁是你们谁砸的?
我说“Let it be.”
饭同学说“操你妈。”
于是我的朋友,饭同学,永远地消失了。
在政教处,我极不情愿地用律师般的思维来证实开放天台对学生的心理成长有好处,校长说学生掉下去谁负责?我说我负责。
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可以消失了。
学校不允许我对全校学生的生命负责。铜锁又挂了起来,教学楼前后立起了脚手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饭同学以及所有热爱天台的孩子一样,大势已去。
但是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放学之后我从一楼爬上脚手架,很快就攀上了两层。我看见对面教室有两个同学在打架。其中一个面对我的指着我喊着什么,那口型很像在叫“看,灰机!”。另一个同学显然不买他的帐,一拳过去,叫“灰机”的同学便从我视线里消失了。我继续往上爬,在靠近天台处纵身一跃,我又回到了老地方——我再次回到了家。估计这次校长不会发现我了,而我惊讶地看见,饭同学站在天台边缘,津津有味地抽他的烟。
我说“嘿,兄弟!”,高兴地走上前去。
他和我相视而笑,我们都是头一次在这里看夕阳。









